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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城市病”困扰大城市 大城市空间有多大?
点击次数:733 发布时间:2014-05-19

前文回顾

  5月12日,本版刊发“大城市的纠结”系列报道*篇《“城市病”缘何而生?》。

  报道认为,我国“城市病”的成因是多元的,有规划布局不完善、功能定位不合理、管理方式不科学等原因;从深层次看,有政绩考核体系、财税体制不完善等体制机制性原因。这些病因大城市有,很多中小城市也有,不能把“城市病”看成是大城市的“专属病”。国内外实践也充分证明,“城市病”与城市大小没有必然。实际上,大城市特有的规模效应反而更有利于治理“城市病”。

  报道认为,既然“城市病”不是因为大造成的,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、因“病”废大,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,重视大城市的发展,同时治理其“城市病”。

  人往高处走

  大城市机会多、选择多,是创业者的高地、圆梦者的福地

  大城市,承载梦想和希望之地。

  截至2013年底,我国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达127个,其中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,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。

  有人说,大城市的门是单向的,城外的人想进去,城里的人不愿出来。人们为什么愿意生活在大城市?大城市的“魔力”从何而来?

  王爱兰,家在江西农村,15年前她揣着200元钱到上海打工,如今做育儿嫂月收入达5000元。

  12岁的小林家在甘肃农村,近几个月来他经常会头痛到全身抽搐。父母带他奔兰州,去西安,zui后来到了北京。小林父母相信,北京有全国的医院和医生,孩子的病一定能治好。

   走出山乡,奔向城市;离开小城镇,汇聚大城市。这样的选择基于一个道理:“人往高处走”。

  “高”,意味着大城市能找到更好的工作、得到更高的收入。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说,大城市里的就业机会更多,城市规模每扩大1%,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.039—0.041个百分点。

  “高”,还意味着更完善的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和更丰富的文化生活。纽约公立学校在每位学生身上投入的教育经费居全美*;伦敦则拥有45所*大学,居英国各城市之首。纽约和伦敦之所以成为世界闻名的移民城市,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拥有的教育、文化等资源。

 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这样揶揄东京人的生活:“他们的家远在郊外,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,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。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,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。”但即使这样,由于大城市机会多、选择多,是创业者的高地、圆梦者的福地,因而仍然吸引着众多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其集中。

  大有大的好处

  发展大城市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,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

  一位针灸医师,从台北移居上海。众人不解:台北不好吗?医师说:“我在台北一天扎30个,在上海能扎300个。”

  “这个故事虽然简单,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集聚带来的好处”,陆铭说。

 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首先体现在分工专业化上,大城市聚集了各层次人才,能更好地实现专业化分工,提高生产效率;其次,大城市里的大量人才资源可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,企业能更快找到自身需要的人力资源,劳动力也能找到更多就业机会,中间的交易成本被压缩;此外,按照大数法则原理,大城市里的大量人口、资源可带来更大、更多元的需求,能对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形成天然的保险屏障,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。

  从国际上看,发展大城市是城市化的主要模式。

  “在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,人口往往向大城市高度集中”,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,1880年到1920年间,美国城市化率年均增幅高达0.58个百分点,纽约人口从191万人增至562万人;1800年至1900年间,英国城市化率从30%多提升到78%,伦敦人口则从约100万人飙升至近660万人。

  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城市,是因为大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:城市以集聚效应引导工业向自身集中,这种集中又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的集聚效应,如此循环往复,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。韩国在工业化进程中,人口和产业向少数大城市高度集聚。以首尔为核心的首都圈,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2%,却曾集中了韩国近50%的人口、近60%的制造业和70%的国内生产总值。

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市中心人口向郊区疏散、大城市人口向小城市流动的“逆城市化”阶段,但随着大城市生活质量改善、油价上涨,人们重回市中心,大城市又“复活”了。截至2000年,美国除了底特律人口仍在下降外,纽约、波士顿、芝加哥、旧金山等大城市人口都超过其1970年人口,超过幅度约为3%—17%。

  从国内看,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。

  大城市是“发动机”。以人口、经济、科学文化高度集约为特征的大城市,能有力带动区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。

  大城市是“大旗舰”。它既是民族经济走向世界的“桥头堡”,又是外国资本、知识、技术进入中国的“吸收器”,对于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  大城市是“孵化器”。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,传统工业进入尾声,新型工业化正在展开,人口和资源开始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,未来对信息、技术、资本等需求旺盛,而这些正是大城市所特有的比较优势。

  反过来说,如果大城市发展滞后,将弱化国民经济质量,阻碍产业结构升级,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。事实上,大城市的综合要素生产率是小城镇的2倍,超大城市更是达到3至4倍之巨。长期以来,我国经济“村村点火、户户冒烟”式的粗放经营与大城市发展不足不无关系。

  发展还有空间

  我国的大城市在数量、经济产出、人口集聚度等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

  随着交通拥堵、空气污染等“城市病”的蔓延,人们担心大城市的发展潜力。那么,我国大城市发展究竟还有没有空间?

  采访中,众多专家认为,与国际上相比,我国大城市发育还很不足,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

  从数量方面考量,我国大城市的数量不是多了,而是偏少。2010年国际上3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与100万—300万人的城市数量的比值为0.4,5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与100万—500万人的城市数量为0.17。据住建部数据测算,同一时期我国这两个比值分别为0.35和0.13,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。

  “即使未来我国这两个比值略高于国际水平,也不能说明我国的大城市数量过多。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,大城市数量应明显多于国际水平”,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坦言。

  从经济产出方面考量,我国的城市群与世界城市群相比,“落差”还很大。数据显示,大纽约等三大城市群GDP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7%,大东京等三大城市群占日本经济总量的70%以上。而我国的长三角、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,只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6%。再看单个城市,伦敦GDP占英国经济的17%,东京占日本经济的18.6%,而我国上海仅占全国经济的5%。

  即使从人口集聚度考量,我国的大城市也依然有一定的发展余地。

  先看增量。1991年到2012年,上海总人口年均增长49万人,有人惊呼“人口爆炸”。但如与日本东京相比,这样的担心似乎没有必要。1945年到1965年,伴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,东京人口每年增长近37万人,考虑到上海面积为东京的3倍,这相当于上海每年增长111万人;即使将时间拉长,把人口增速放慢的时期也包括进来,比如1920年到1975年,东京人口每年也增长近15万人,与之相比,上海49万人的年均增速恐怕不能算快。

  再看存量。东京都市圈由东京与神奈川、千叶、埼玉三县组成。在面积上,北京辖区、上海加苏州、广州加佛山与东京都市圈均大致相当;在人口密度上,上海加苏州范围内的人口密度已接近东京都市圈,而北京辖区、广州加佛山的人口密度仍与东京都市圈有明显差距,这一差距主要来自中心城市以外地区的“稀释”。

  有人担心,大城市人口继续增加,会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,但事实上,通过完善规划、定位、科学管理、改善技术等手段,资源环境瓶颈也能继续“扩容”。比如,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通常以都市圈形态存在,特大城市是核心,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,这样往往能容纳更多人口。资料显示,纽约都市圈人口高达6500万人,占美国总人口的20%;东京都市圈人口约3700万人,约占日本总人口的30%;伦敦都市圈人口也多达3650万人。

  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

  大城市的发展是有条件的,不能无序发展;大城市的发展是个过程,不能一蹴而就

  大城市的发展有优势也有空间,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就可以任意发展甚至盲目发展。

  ——大城市的发展是有条件的,不能无序发展。

  集聚考验承载能力,人口规模的扩大对供水、交通等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压力不言而喻。时下,一些大城市热衷于建新区,一些大城市盲目往外“摊大饼”,甚至一些缺水的西部城市也提出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。“大城市发展一定要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,不能无限制扩张,不能一味‘造大城’”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。

  ——大城市的发展是个过程,不能一蹴而就。

 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大城市的出现,说到底是市场自然选择、生产要素集聚的结果,这是个渐进的自然的历史过程。如果依靠行政力量强力推进、拔苗助长,而产业支撑跟不上,往往建成的是缺乏产业的“睡城”、没有人气的“死城”。

  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,政府应当在规划、定位、管理等方面下足功夫,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  大城市的很多治理难题zui终都落在人口管理上。在国际上,主要靠市场来自发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。随着人口的涌入,房价等生活成本的上涨,会使一部分人逐渐离开大城市。“首尔人口在2010年—2013年间连续4年呈净流出,其中46.6%是因为高昂的房价”,李铁说。

  李铁认为,我国的特大城市要加快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的范畴,加快推进阶梯价格政策,在城市市民生活成本充分市场化之后,价格和生活成本的市场化调节也自动会导致人口分流。

  需要指出的是,引导大城市健康发展,需要更为宽广的视野。姚洋认为,在类似北京这样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的超大城市,一定时期内有必要通过一些措施来抑制城市的过度膨胀,从中长期看,还可以通过发展都市圈、实现圈内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分工来予以疏解。

  令人欣喜的是,时下京津冀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,这为我们在更大范围、更高层次上发展大城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思路。 

  延伸阅读

  以特大城市为核心,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,逐步一体化

  聚焦全球五大都市圈

  在经济发展中起龙头作用

  纵观全球城市化进程,人口、生产和公共服务在空间的集聚是个普遍规律。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造成城市越来越大,一些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,若干个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,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,不断加强,构成了城市群。城市群发展到成熟阶段,出现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,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、优势互补、逐步一体化的圈域经济现象,形成了都市圈。

  20世纪,全球范围内相继形成了纽约、美加五大湖、日本东京、法国巴黎、英国伦敦五大都市圈。都市圈在各国及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着龙头作用,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。

  纽约都市圈,世界五大都市圈之首,包括波士顿、纽约、费城、巴尔的摩和华盛顿5个大城市,以及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。以东京市区为中心,半径80公里,东京、埼玉县、千叶县、神奈川县共同组成了东京都市圈。伦敦都市圈,则以伦敦—利物浦为轴线,包括伦敦、伯明翰、谢菲尔德、曼彻斯特、利物浦等数个大城市和众多中小城镇,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和经济核心区。

  人口集聚是都市圈的显著特点。巴黎都市圈市区人口密度高达2万人/平方公里,英国一半人口集中分布在不足1/5国土面积的伦敦都市圈。

  生产的集聚效应在都市圈里也体现得非常明显。日本的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占整个日本经济总量的70%以上。

  政府包容人口自由流动

  世界上大多数都市圈都经历过由于人口高度密集而引发环境污染、交通拥堵等“城市病”困扰的阶段。但对人口的自由迁移,这些都市圈一般采取包容的政策。外来人口进入后,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就地解决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。英国城市化进程中,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伦敦,为解决伦敦市下层居民的居住条件恶劣问题,伦敦市清除贫民窟,建设低成本住房,以改善居民住房条件。曼哈顿繁华的品专卖店旁边,杂货、小吃等流动摊贩比比皆是;当前东京都市区,就业劳动力中还有近10%的人口为中学以下学历。

  另一方面,人口的高度集中,抬高了生活成本,一部分人选择逐渐逃离都市圈特别是核心城市。

 

 

 

摘自 人民网-人民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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